印度疫情下400万女孩面临童婚困境，很多家庭靠卖女儿维生

“我想至少读完高中。”当父母开始为自己安排婚事时，年仅17岁的赛拉（Saira Bano）哭诉道。

赛拉住在印度西部拉贾斯坦邦卡拉乌里（Karauli）的偏远农村，家中有5个兄弟姐妹，该邦也是印度童婚现象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平日里，赛拉的父亲每周靠打工可以赚1200 卢比（约合105元人民币），艰难维持生计。但新冠疫情让整个家庭雪上加霜，自去年3月印度在全国范围实施封锁以来，他几乎找不到工作了。他认为，与其将有限的资源花在赛拉的教育上，不如将她嫁出去。

疫情不仅冲击了印度的经济，未成年少女也沦为牺牲品。封城的背景下，很多印度家庭为了减少家庭负担，将女儿半卖半嫁以换取生活费。

《印度时报》去年8月报道称，疫情封城期间，政府儿童热线在疫情期至少处理了9.2万起儿童权益事件，其中5584起属于童婚事件。39%的受害者年龄仅在11岁到15岁之间，60%在16岁至18岁之间。

印度报纸关于童婚增加的报道

童婚植根于性别不平等和父权至上的社会肌理，就算没有疫情，每一个失学女孩都可能沦为童婚新娘。印度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也是全球童婚新娘最多的国家。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印度每年约有150万未成年女孩结婚，疫情加剧了这种不幸。

童婚数量较高的国家

童婚现象为何屡禁不止？

“我感到很沮丧。”赛拉说，自己能理解父亲的无助，但她未来的梦想是当一名教师，帮助年轻女孩成为独立女性，因此自己不打算就此屈服。

很快，赛拉发现当地一群女性发起的反童婚运动。“这让我燃起了希望”，赛拉加入其中，还通过该组织获悉地方政府制定了奖学金计划，以确保像她这样的女孩不会辍学。她邀请反童婚运动的支持者去说服父亲，解释童婚的弊端。

说服工作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赛拉的父亲最终同意将她的婚事搁置。不过，更多女孩并没有赛拉的运气和勇气。

赛拉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印度2.23亿未成年新娘中，有1.02亿人在15岁前完婚，而印度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是18岁。

拉贾斯坦邦巴尔默地区16岁的希姆 (化名)也是童婚的受害者。不久前，希姆为了不被送去“丈夫”家而选择自杀，所幸被救。

希姆10岁时就有了婚约。疫情暴发后，公婆家恐有变数，希望她正式嫁过来，但希姆很不情愿，要求父亲拒绝这桩婚姻。然而，公婆家是村里的高种姓家庭，由于不满希姆一家取消婚约的决定，他们召集了村庄的12名领袖向希姆一家施压。不仅退婚的要求被拒，希姆的家人还被警告称，一旦再试图取消这段婚姻，将会遭到报复。

幸运的是，一位当地社会活动家知晓希姆的遭遇后决定帮她打官司，悲剧总算得以避免。

印度童婚现象屡禁不止，背后有着复杂的宗教和社会经济原因。

印度古代宗教法典对童婚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是成为虔诚的印度教徒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几千年来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成为一种社会传统。

早在1929年，印度就意识到了童婚的弊端，还颁布了禁止童婚的《沙达法令》，通过报刊和张贴大型标语等方式呼吁人们摒弃陋习。只不过，这一法令在几千年形成的社会观念面前收效甚微。

而今，童婚在印度大行其道的主因其实是贫穷。在印度，女儿出嫁需陪送嫁妆，但对于很多穷人家庭来说，这笔费用可能是一辈子都无法支撑的负担。按照惯例，女方年龄越小，男方索要嫁妆越少，许多贫困家庭为了减省嫁妆费用，干脆让女儿早早出嫁，家里还能减少一个吃饭的人。

此外，由于印度的社会治安对女性并不友好，例如频发的强奸案。女孩越晚出嫁，遭到性侵的风险越高，这也是不少父母接受童婚的原因。

不过，童婚会给未成年女性带来极大危害。除了无法继续完成学业，未成年女孩怀孕还会增加母婴的死亡率，亦容易感染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性传播疾病。

早婚和早逝之间有着直接联系。据世界卫生组织称，妊娠并发症和分娩是很多发展中国家15岁至19岁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更有甚者，一些女童因拒绝听从父母的结婚安排，不幸被杀害。

印度报纸一篇关于童婚上升的文章

印度女孩发起反童婚运动

疫情期间，一些“重灾区”的印度女孩为了自保，开启反抗之路。

2020年10月，在说服父母推迟结婚后，18岁的拉贾斯坦邦少女普里扬卡·贝尔瓦 (Priyanka Berwa)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她召集了九个女孩，发起一场“贱民阶层女孩受教育运动”，公开反对童婚。正是这场运动，帮助赛拉摆脱了不幸。

“我们意识到，几乎每个同龄女孩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我很幸运能说服我的父母。”贝尔瓦说，“无论如何，几乎没有家庭愿意让女孩读到高中，疫情使情况变得更糟，学校被关闭，而没有多少人能使用智能手机在线上课。”

拉贾斯坦邦的童婚率远超全国平均线，根据2015年-2016年的印度家庭健康调查，该邦有35.4%的女性在18岁之前结婚，而当时全国的平均数为27%。

贝尔瓦目前正在攻读艺术学士学位，平日靠打扫房屋赚学费。和赛拉类似，她同样想成为一名教师，带动更多女孩至少完成高中学业。

目前，她发起的反童婚运动已经有了一千多人参与，这些人年龄在13至18岁之间，都来自低种姓阶层以及经济落后地区。“起初我们的运动只有10个人参加，大家从各自村庄里带来了两三个女孩，接着她们又说服更多人加入我们。人多了之后，我们开始在周边的村里贴上反对童婚的口号，并通过街头演说提升人们的意识。”

她们还挨家挨户说服村里的长者和领袖人物支持这场反童婚运动，并向拉贾斯坦邦首席部长发邮件讲述个人经历，还开始接触该地区以外的人，希望使其成为一场更广泛的运动。

消除童婚路漫漫

作为联合国成员国，印度的发展目标之一是到2030年消除童婚，但以现状来看，依然任重道远。

国际儿童慈善组织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400万印度女孩面临童婚困境。

印度政府在1978年颁布了《禁止童婚法》，专门修改了结婚年龄，将女孩的结婚年龄从15岁提高到了18岁，男孩从18岁提高到21岁。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童婚现象，但在一些落后的农村，童婚依旧盛行。

如今，莫迪政府正考虑将女性的最低结婚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但这并不足以解决童婚危机，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当女孩要在家庭中待到21岁，贫穷的家庭可能会对她们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莫迪

今年1月，对于提高女性结婚最低年龄的提议，印度前公共工程部长兼国大党领导人萨简·辛格·维尔马(Sajjan Singh Verma)语出惊人道：“既然女孩15岁就能生育，为什么要提高女孩的结婚年龄？”

如果不改变印度传统父权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对女性的压榨，恐怕难以真正保护她们。

经济压力固然是造成童婚的主要因素，其背后成因却是复杂的。一些家庭担忧，十几岁的女孩可能会因为不去上学而与男性交往，造成婚前怀孕。因此，很多女孩从小就接受早婚的“洗脑”训练，让她们意识到，16岁左右就要迈入婚姻。

今年2月11日，总部位于班加罗尔的民间组织促进社会行动协会(APSA)接到一个求助电话，当地16岁少女迪帕（Deepa Byrappa）的父母打算将她嫁给一个26岁的男人。迪帕不想结婚，但她的父母称，如果在疫情期间结婚，他们就不需要支付大型婚礼的费用。

APSA的代表与当地警察一起前往迪帕的家，并将她安置在政府的收容所内，直到她的父母提交一份书面承诺，称在法定年龄前不会让她结婚。然而，迪帕回家才几天，还是在父母的逼迫下结婚了。目前，迪帕的家人和新郎的父母均被捕。

疫情暴发以来，越来越多来自贫穷家庭的女孩因无法完成线上教育而选择辍学结婚。

在比哈尔邦东部的巴特那（Patna），一名十几岁的女孩在疫情封锁期间嫁了出去。她的母亲在接受采访时称，学校改为线上授课后，她给女儿买过一个智能手机，但女儿认为自己跟不上，最后放弃了。

“女孩过早出嫁在这里是一种常态。父母会感到害怕，如果女孩们在结婚前遇到坏人怎么办？我们不想冒任何风险，万一出差错，就没人娶她了。”这位母亲直言。

当地活动人士萨维什(Sarvesh Kumar)曾试图劝说这家人不要让女儿提早结婚，但他失败了，原因是这家人“极度贫困”。“在很多村子，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出生记录，尤其是女孩。我们只能依靠观察身体特征估计这些女孩的大致年龄。” 萨维什称。

尼泊尔女孩同样面临被迫早婚的现实

疫情下多国童婚数量激增

童婚并不只是印度的社会危机，目前全球估计共有6.5亿女性在18岁之前结婚，其中约一半发生在印度、孟加拉、巴西、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利亚等国。

联合国2017年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约1200万女孩在18岁之前结婚，南亚地区的童婚率最高，其次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非洲尼日尔的童婚率达到76%，为全球之最。在尼日尔，每4名女孩中就有3名是童婚。

事实上，南亚地区童婚率最高的也不是印度，而是孟加拉，达到59%；但因为印度人口基数大，数量为全世界最多。

令人担忧的是，疫情让国际社会数十年降低童婚的努力付之东流。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期间或新增1300万起童婚事件。

疫情导致童婚率上升（来源：BBC）

这或许只是冰山一角，许多童婚从未被记录在案。“疫情意味着更多的家庭被推向贫困，更多的女孩只能辍学养家，或成为家中病人的照顾者。” 英国儿童救助会首席执行官凯文·沃特金斯（Kevin Watkins）表示。

除了印度，疫情同样严重的尼泊尔也有着类似的困境。17 岁的尼泊尔少女萨帕纳（Sapana）曾梦想进入政府工作，她想象着自己能够通过读书，拥有与母亲截然不同的人生。

但随着疫情在尼泊尔暴发，该国经济遭遇重创，学校也被关闭，萨帕纳被困在村子里无所事事，她只好选择与一名失业工人结婚。虽然在尼泊尔，法定结婚年龄为20岁。

现在，萨帕纳放弃了她的梦想，也没有重返校园的打算。“如果我没有停止学习，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萨帕纳告诉《纽约时报》。

“新冠疫情让我们倒退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高级顾问南卡利·马克苏德 (Nankali Maksud) 指出，“由于疫情，这些少女逐渐离开学校，将早婚视为唯一的选择，从而放弃了对教育和更好生活的抱负。”

由于反童婚的活动人士在疫情期间被迫待在家中，尼泊尔很多地区的童婚数量甚至翻了一倍。此外，地方官员也专注于执行防疫规则，连警察也不愿介入童婚案件。

尼泊尔反童婚活动人士希拉 (Hira Khatri) 说，两年前，她干预并阻止了一个村里的七起童婚，但这并没有让她受到欢迎，一些村民还威胁要杀了她，他们把用过的避孕套扔到她家门外来羞辱她。

今年3月8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国际妇女节之际发布《新冠疫情：对消除童婚进展的威胁》报告指出，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学校停课、经济压力、服务中断、怀孕和父母丧生等问题，使最脆弱的女孩面临更高的童婚风险。“为了减轻新冠疫情的影响并在2030年之前结束童婚，必须大大加速应对措施。”

然而，随着各国政府将资源从教育、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等关键发展领域转移到抗击疫情上，童婚现象恐怕只会更为严峻。

“毫无疑问，这场流行病使现有的性别不平等更加严重，并可能逆转过去几十年来之不易的进步。我们不应该让事情进一步恶化。 ”沃特金斯警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