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控制”的银行：原董事长每天报销40万

6月9日，恒丰银行原董事长蔡国华腐败大案开审。估计很多小伙伴看到恒丰两个字后，会有点恍惚，可能以为这是一家有什么国际背景的大钱庄。其实它的前身是烟台住房储蓄银行，2003年才改组成为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虽然名头算不上广为人知，但这家银行出的新闻，绝对是个顶个的大。

检方指控蔡国华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五项罪名，涉案金额达103亿元。而就在去年12月，蔡国华的前任、恒丰银行原董事长姜喜运刚刚因贪污等四宗罪，一审被判处死缓、终身监禁。恒丰银行的故事太多了，我们之前也曾关注过。一个最具代表性的细节是，蔡国华在任期间平均每天报销费用40万。他一落马，烟台的海参鲍鱼大螃蟹以及葡萄酒，纷纷表示松了一口气。

蔡国华生动地给我们演示了一个经济学名词，他用短短三年的任职经历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内部人控制”。

本着“有钱大家赚”的原则，蔡国华一上任就给管理团队发放巨额薪酬，仅他自己就拿走1.14亿。被曝光后，为了摆平“负面新闻”，他指使其客户云南实力董事长彭宇兴为其支付公关费1000万。当然，代价是恒丰银行为云南实力违规发放贷款。除了明面上直接分钱，他还暗地里偷天换日。

检方指控，他利用职务便利将恒丰银行48亿元资产，转入其个人控制的投资公司账上进行经营牟利，真是无本买卖。此外，在恒丰银行增资扩股、转让股份、发放贷款的过程中，蔡国华为一些企业或个人大开方便之门，事后索要的好处费都以亿计。

经过一番“神操作”，恒丰银行成了管理者捞钱的工具。这多像电影《寄生虫》，被你请来管理房子的人，把自己搞成了房子的主人。经过姜喜运、蔡国华的接力腐败，最终恒丰银行落下了千亿不良资产。蔡国华落马后，山东省政府方面和中央汇金公司通过巨额注资，才使恒丰银行补上了窟窿。

银行圈的“玩法”有很多，除了“内部人控制”，还有一种或许可称为“大股东控制”。这方面要以包商银行和成都农商银行为代表。“明天系”是包商银行的大股东，利用其89%的股权垄断地位，包商银行的大量资金被“明天系”违法违规占用，形成逾期，导致包商银行出现严重的信用危机。逾期总额度，至今还没个准数。与此类似，成都农商行的大股东是“安邦系”。延迟两年之后，该行上个月才公布了2018年年报，财报显示“安邦系”共套取了90亿资金。

这种“大股东控制”模式，往往需要大股东、管理层和地方主管官员的“通力合作”。在这样一个腐败链条中，银行充当了利益集团的“赋能工具”，成了利益输送的关键中转环节。无论哪种模式的金融腐败，都呈现出“腐败当量大”这个共性。每一个案件涉及到的资金，都大到让普通人算不过账来。每一桩案件涉及范围都很广，牵扯人员都很多。每一个腐败高官都被指控多项罪名，其权力之任性都令人惊愕。蔡国华甚至还搞出来一个什么“蔡国华思想”。

更重要的是，这些案件的破坏力特别大。这些被控制的银行，不但成了少数人的“提款机”，也成了公共利益的“挖坑机”。在现代金融体系下，一家银行往往与多家企业、金融机构甚至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业务联系，这些银行一旦出现问题，会带来连锁反应，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形成金融漩涡。这些利益集团某种程度上也是看准了银行“大到不能倒”，才敢于疯狂挖坑。

在疫情放大了经济不确定性的当下，处理这些银行的问题尤其需要高超的技巧。上述三家银行所在地政府，都采取了由政府牵头多方筹集资金托底，化解存量不良资产的办法。同时对于事件中暴露出的腐败问题，一追到底。烟台、内蒙古、成都等地都有相关高管及监管机构官员落马，一项统计显示，2019年全国银行系统有超过40名高管被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李艳茹透露，去年全系统共立案178件，其中驻会纪检监察组立案32件，超过十八大期间立案总数。

这“一托一打”，既保障了金融系统的稳定，同时大力清理腐败，可以说是目前局势下的最妥善方案了。

日前银保监会党委书记、主席郭树清就表态，要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特别强调依法高效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高度警惕各类“黑天鹅”“灰犀牛”和蝴蝶效应，始终跑在系统性风险前面。可以大胆预测一下，随着疫情结束各项工作回归正轨，今年“金融反腐”力度将会更大。

面对疫情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再来理解十八大以来的各项改革，会发现这些改革客观上都在释放中国面临的各种风险，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生态上以及社会领域中的。正是因为我们比其他国家早着手了七八年，才使得我们面对世界范围的危机时，更加从容主动。金融系统的风险，将会给经济运行乃至社会稳定都带来巨大隐患，这是中国的治理逻辑所坚决不能允许的。深入清除金融腐败，既是反腐败大势所趋，更是复杂内外局势下的必然要求，谁都无法闪躲。局中人，该醒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