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伟大人物。他学问渊博,才气纵横,所著《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海国图志》等,在当时就已风行海内。而且在他同时代的士人中,就有人赞扬他“诗文发扬纵肆,字句纸上皆轩昂,洵一代之奇才也”,说假使他当时能得位持权,那也就是宋代王安石那样的人物。他的著作、思想和爱国精神,影响了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
魏源是在隆回出生长大的。他是天生的读书种,七岁开始入家塾读书,其刻苦好学,远远超过了一般子弟。家乡流传关于他小时候刻苦用功读书,而且才思敏捷、抱负远大的故事和对联很多。“读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时方”“学贵运时策,友交立德人”,这两副最能代表他年轻时的志向与抱负。
《村居杂兴》那首诗说:
结茅万山颠,四面奇峰绕。
开牗面朝阳,得日最为早。
四野鸡未啼,一室已先杲。
五更起盥漱,饘粥日未卯。
独立群动前,俯视万象表。
沉沉万梦中,中有一人晓。
置身天地外,何羡红尘浩。
就是写他的家乡,写他五更就漱口洗脸,天未亮就吃过饭读书,沉沉万梦,一人独晓。这种发愤用功和诗中豪气,是绝非一般少年所能写出来的,也最能感受到他那种早负奇才的非凡气度,真有点毛泽东年轻时的《咏蛙》诗味道。
也确实,嘉庆十九年,魏源第一次出湖南,经湖北、河南、河北到北京求学时,就在诗中发出“足不九州莅,宁免井蛙愚”的感叹。同时对一路上所见天灾兵祸、黄河决堤造成民不聊生的景象,感觉到清帝国已开始衰败,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社会问题严重。年刚20岁的一介书生,十分惊讶,也十分无奈,只能发出“陵谷复陵谷,太息重太息”的感叹。他的这种忧国忧民情怀,就为他后来关心民间疾苦、改革弊政的思想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在北京三年,魏源以读书、教书为主,广交师友,探讨学问,结识了陶澍、贺长龄、周系英、林则徐、刘逢禄、龚自珍等名士学者,由早年“究心阳明之学,好读史”,转向潜心理学的四书五经和诸子,尤重《诗经》与《老子》,再从刘逢禄学习公羊学,注重经世致用。
道光二年,他在北京顺天参加乡试,高中“南元”,也就是南方各省举人第一名。道光五年就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为幕僚,代他编辑一部有关经世致用的书——《皇朝经世文编》,来扭转当时知识分子不问政治,都在故纸堆里搞考证、训诂,然后专做些虚浮不切实际的考据文章的学风。魏源花了一年多时间,从清初到道光各家奏议、文集、方志等文献中,选 出“存乎实用”的文章2236篇,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工政等八个门类,共120卷。这部书于道光六年十一月编成,刊行后大受欢迎,供不应求,一印再印,而且随后几十年都风行全国,凡是在研讨经国济世的士人,都把它当作规矩法度,几乎家家都买了这部书。读书人看了《皇朝经世文编》之后,由不关心时事政治,而变得激愤起来,有了一种为世所用的志向。当时湖南还流传一首诗,说“欲把人间万病除,《皇朝经世》一编书”。后来成为同治中兴重臣的左宗棠,更将此书视作“体用俱备,案头不可一日离”的必备著作,并且督促女婿要多读这样的有用之书,由此也就为中国近代开启了一代经世致用的新学风。
在这两年繁忙的编书过程中,魏源还为陶澍、贺长龄的江苏漕粮试行海运出谋献策,写出《筹漕篇》和《复魏制府询海运书》等文章,论说漕粮改海运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终促成了第一次海运漕粮从上海到天津的成功。在这些文章中,开始表现他重商、富民的思想。他说:“海运之事,其所利者有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魏源认为,海运成功的经验,是借用了商人的力量(航线、船只、技术等),实现了利国、利民、利官、利商。中国历来“仕农工商”,被排在末位的商人,受到如此重视,可见他的眼光、见识是何等的超前。
魏源代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和参与漕粮海运与盐政改革等,可以说还只是面对国家的内忧而作的努力。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了,战争的结果是我们的“天朝大国”眼看就要被一个无名“岛夷”小国英吉利打败。这使魏源忧心如焚,很快把目光转向了如何应对国家的外患,思考如何拯救民族危亡。他亲赴抗英前线的宁波军营,参加了对英军被俘军官安突德的审讯,借此了解英国,写成了《英吉利小记》。
被清廷革职后又发配新疆伊犁充军的林则徐经过镇江,魏源又赶去与好友林则徐会晤,并受其重托,为方便国人睁眼看世界而编撰一部《海国图志》。
于是,魏源这位“积感之民”,为湔洗国耻、御侮图强,竟在1842年一年内撰著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两部巨著。可以说,《圣武记》主要是魏源对本国本朝军事的纵向研究,其中心思想是“战胜于庙堂”,希望道光帝师法前王。因为鸦片战争的失败,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是由于道光帝的“庙算”失误。因此当时国家能否知耻发愤、革新图强,其取舍成败都决定于朝廷,关键在“庙堂”上的帝君与官僚。这样的当代史,谁敢写,只有魏源!当然,这样写并没有超出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范畴,还没有犯上,正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海国图志》是介绍西方各国的横向研究,中心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国家御侮图强指明了道路。这“法祖”与“师夷”并不矛盾,其目的都在于谋求国家富强,制胜外国侵略,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这两部书,是魏源一生忧国忧民和在鸦片战争时期爱国主义思想高度发展的结晶,从此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和史学家的历史地位。
魏源一生,著述宏富,为我们留下了八九百万字的宝贵遗产。他以自己的著作,两次开启学风,即以《皇朝经世文编》开启了晚清重实学、经世致用的学风,以《海国图志》“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启了中国近代意识和学习西方文明的新潮。
所以,梁启超认为:“(魏)源有《元史》,有《海国图志》,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又说《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巨大影响,认为它是“不龟手之药”,“《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中国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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