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光表示,从疫情暴发到现在为止是第一阶段,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人类与病毒作斗争;第二阶段马上开始,全球开始大规模接种疫苗,终点是全球获得普遍的免疫状态,第二阶段比第一阶段的时间还要长,可能1-2年,甚至更长,而且这段时间将更残酷,因为从国际大背景来看,现在是在全球疫情最高点上开始疫苗接种,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超过第一阶段。
“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疫情频发和多发的情况,如果再进一步的发展,这是非常需要引起重视的公共卫生问题。”曾光说。
回顾疫情的第一阶段,曾光认为中国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武汉封城,二是派出高级别专家组。这背后是中国的举国体制应对。“举国体制就是当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时动用国家机器和全社会的力量进行控制,它发生在战争、社会大动乱、传染病大流行、自然灾害出现时,它不是通过一般的专业应对,需要政府最高决策人走在前面。”
他建议,国家应该有高级智库来从战略角度规划公共卫生的发展,整体谋划、系统重塑、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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